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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雄:快乐经济学
2010-09-29 12:47   审核人:   (点击: )
               

陈惠雄 在苦难岁月里,他醉心于研究快乐,探寻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他的理论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一度被摈弃于主流经济学之外。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快乐复归,他的成果终获国际国内承认,一跃成为知名的快乐经济学家。他倡导快乐人本和谐思想一体化,宣扬人本经济理念与和谐社会思想,在国内最早进行国民快乐(幸福)指数评价体系研究,推动了中国快乐经济学春天的到来。

掌声,赞美声,好评如潮。快乐经济学家陈惠雄终于获得成功。2006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他的快乐经济学论文,读者反应热烈,这是继《哲学研究》、《管理世界》、《新华文摘》等主流刊物刊载他的同类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后的又一力作。

一直被摈弃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的陈惠雄,终于由边缘而复归主流。
仰望知识的星空
1972年,陈惠雄高中毕业。他的家在浙江兰溪乡村。
陈惠雄出生于上海。就在他出生后不久,父亲因“包庇反革命”被遣送回祖籍兰溪劳动,一直到1980年才得以平反。对上海几无印象的这位上海人,高中毕业后成了货真价实的农民。那是“文革”期间,高考升学的途径已被阻断。才15岁,他便每天日出下地,日落收工。尽管这样,他还是酷爱读书。1972年11月的一天下午,一个对他命运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与他不期而遇。此人叫黄慎之,形容枯槁,一般农民多不愿接近。陈惠雄礼节性地向他点头致意。
“年轻人,你要了解社会,就得读政治经济学。”老人像自语,又像对他说。
老人的话,犹如在苍茫中给他点拨了认知社会的路。上小学时他就读过《水浒传》、《西游记》等文学作品,可“文革”中,文学作品全成了大毒草被付之一炬。他常仰望知识的星空,可是到哪里寻觅承载知识的书籍呢?那晚,他走进老人的家,一个落魄的农村青年和一个被社会抛弃的“反革命”促膝长谈。他这才知道,老人解放前曾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后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农村。老人勉励他读书明志,用知识改变命运。临别,老人送了他一本厚厚的前苏联译著《政治经济学》。自此,老人和其儿子——一位因父亲的身份问题而被大学退学的建筑师成了陈惠雄的忘年交。他白天劳动,晚上听老人谈经济社会。寒暑数度,他翻烂了几本经济理论书籍,从苏联政治经济学到鲁迅杂文,从《红楼梦》到列宁哲学笔记,渐渐地,他识日广而思愈深。白天在田间劳作,遥望村前的小路伸向苍茫的世界,他痛苦地自问:人生的路该走向何方?深夜,守着山村的宁静安谧,心灵的眼睛则在仰望知识的星空。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
学途孤旅
1978年,陈惠雄考上了大学。他陷入了新的苦恼中:他的志愿是经济学,却被中文专业录取。进入大学校园两周后,他设定了新的目标:考经济学研究生。航向确定,陈惠雄直奔政治经济学知识的制高点:《资本论》此时,高考制度刚恢复不久,陈惠雄的同学中许多人已结婚,尽早完成学业而后工作,这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愿望。置身其中,陈惠雄却特立独行,阅读范围完全跨越了专业,啃下《资本论》后,又攻数理统计,阅读哲学史、思想史。1980年,中国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大讨论。陈惠雄认为,这种局限于阶级视域的讨论很难深入到人类行为的本质,尤其是人类行为共同性的东西。这个问题引发了他的思考:如果超越一般的制度与阶级视野,作为“人”具有的共性,人类行为是否由一个终极目的所统治?
他从对生产目的的思考开始,联系到各种人类行为的目的,开始觉得目的是一个系统概念,有中间目的、最终目的,人们的任何有意识行动都受一定目的支配。这样,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仅限于经济学范围已很难深透。他把生产目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维度进行解释,终于形成结论:人类所发生的一切行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快乐满足。那么,人类获得物质满足又是为了什么?最终是为了实现快乐需要:可口的饭菜带来味觉的快乐,美妙的音乐带来听觉的快乐,所有人类行为皆因追求快乐满足而发起,所有的物质追求归根结底是服从于精神快乐的需要!就这样,陈惠雄的快乐学理论萌发了。
历经磨难的快乐学
陈惠雄上研究生的专业是近代经济史,但他却仍然思考着快乐对于人生、社会和经济的意义。第一学期,导师开了一门“经济史学史”的课程,他交的作业却是“刍论国民经济部门的发生程序与人类快乐发生原则的一致性”。文章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而人本身需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快乐。因此,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追求各自的快乐满足。
这样的作业给导师出了一道难题,导师勉强给了他78分。然而不久,此稿就在《云大研究生论丛》发表。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浙江财经学院任教。两万多字的硕士论文发表在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上。
1988年,他的《快乐论》一书出版,书中分析了追求快乐作为人类行为最终目的与普遍行为法则的生理、心理学基础,分析了快乐需要的层次构造、协同原理以及快乐需要的演变、制约、满足等情况,并提出了活命与拼命、利己与利他、快乐与艰难的辩证统一,初步解释了快乐水平的寿命指数衡量方法。然而,《快乐论》并没有给他几许快乐。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人”还是个禁区。他前脚迈进禁区,批评后脚就来。经济学讲的是GDP,而他却讲快乐,岂不是异端邪说?有关部门追究《快乐论》的问题,结果没能抓到什么辫子。
1991年,他的《人生的机遇效应》一书出版,被抢购一空。妻女的农转非连带调动事宜也大功告成。三年奔波,身心疲惫,而快乐的物质基础——金钱使他生存告急。他不得不放下快乐学研究,直面现实的生活世界。
梦里寻他千百度
股份合作经济通论》出版后,一个念头在他脑中越来越挥之不去:攻读博士。1995年,陈惠雄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师从杨公朴教授攻读博士。“博士及第览尽天下文章,四十求学难解书中滋味。”这副对联是他对当时心境的表白。
陈惠雄读的是产业经济学专业,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快乐问题的思考。读博后,他进一步阅读了边沁、密尔等人的经济伦理与快乐论思想,并如饥似渴地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等著作里汲取营养。近10年来,快乐经济学已在世界范围发展起来,这证明陈惠雄的研究方向是符合国际潮流的,并且他以快乐为核心构建的人本经济学理论体系,还走在了潮流前面。
陈惠雄认为,人类欲望的本质归根到底是对快乐的欲求与对痛苦的避免,快乐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和终极目的,经济学必须并且只能以快乐为逻辑起点与终极目的建筑自己的理论大厦,才能够使理论发展彻底。陈惠雄的思想逐渐成熟,并建立起以快乐为核心的人本经济学理论体系。《互联网周刊》这样评价:以古典主义的快乐为基石,全面重建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学家是陈惠雄,他的《人本经济学原理》,以“快乐”为核心,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经济学体系,并以此为准重估传统经济现象。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别的经济学家都把快乐当作边缘问题,而陈惠雄则把快乐当作第一中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于体验经济基础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快乐和谐与幸福指数
2002年末,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心理学者丹尼尔·卡尼曼,他是一位长期研究快乐心理学并致力于复活边沁快乐理论、进行“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学者。这一消息使国内经济学界的专家们蓦然惊醒,同时也驱使他们开始讨论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增长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增长?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当经济学界把目光从国外收回,他们这才发现,快乐经济学在国内已卓然成家,代表人物就是陈惠雄。从1981年写成《关于目的性质的研究》一文到1988年《快乐论》出版,从1999年以快乐为核心思想的《人本经济学原理》问世到2003年《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一书出版,陈惠雄已经在快乐经济学领域耕耘了四分之一个世纪!2002年5月,金庸倡导的“新经济条件下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陈惠雄应邀赴会。他向大会提交了《人类经济行为的快乐原则》一文,并发表了精彩演讲,引起与会专家的关注。
陈惠雄还是快乐—人本—和谐思想一体化的经济学家,他在《人本经济学原理》中就已系统地提出了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幸福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本经济理念与和谐社会思想。2003年3月,他发表《市场经济与浙江的和谐乡村社会模式》,论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新模式。该文一发表,即被国家发改委“中经评论”网全文转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际先驱导报》、《中国产经新闻报》、《新民周刊》等多家媒体报道了他的理论思想与学术成就。陈惠雄的快乐学和人本经济学思想进入了经济学的主流系统。
陈惠雄的快乐理论强调了快乐与健康、亲情、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用他的快乐经济学原理衡量,我国的GDP增长存在很大的问题。过去以物为本的价值理念和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眼前利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巨大。钱越来越多后,人们的精神却变得贫困了。
他在快乐理论中还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是否和谐的终极标准”。他是国内最先进行“国民快乐(幸福)指数”评价体系研究的学者之一。从2003年9月到2005年9月,他主持的《浙江不同人群快乐指数与和谐社会模式发展研究》课题,得出了浙江样本的“国民快乐指数”,这些数字成为解读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
陈惠雄出名前后,国内多家知名学术机构邀请他讲学。目前他担任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人本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和浙江省企业管理重点学科带头人等职。
一场快乐主义理论思想与实践的运动在经历了漫长的期待后终于来临,中国快乐经济学的春天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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